发明医药柜的重要作用
发布时间:
2024-07-11
20世纪30年代初 ,纽约市审计署对10.000个家庭的家庭药柜状况进行了调查。该报告收集了“普通”家庭为“急救”准备的药物、设备和其他保健产品的数据。结果令人不安:普通家庭药柜——家庭保护的一道防线——库存严重不足。里面装满了过期药物和可能引起严重副作用的药物。此外,药柜通常缺少报告中认为绝对必要的几项物品。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美国劳工部消费者项目委托发布了一份公告,教育家庭如何正确进行家庭保健。公告开头写道:“普通药柜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瓶子、罐子和盒子。拥挤的货架看起来像一个小型药店,但可能仍然没有那些适合或常用于家庭急救的药物。”公告继续写道,尤其成问题的是,普通药柜里的东西都是基于“普遍持有的观念”制定的较佳保健做法,而这些观念“并非基于可靠的医学事实”。公告旨在通过向家庭提供 16 种必需品的清单来解决这种情况,其中包括止痛药和烧伤药等药物、热水瓶和牙刷等工具以及剪刀和镊子等手术设备。
在这种情况下,“家庭药柜”有两种盒子。首先,它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盒子——药柜是存放家庭所需的所有消费医疗产品和设备的容器。它让这些产品和设备触手可及、收集在一起,便于查找,但出于安全和适当性的原因,它也适当地将它们隐藏起来。但它也是另一种盒子,因为“药柜”既是一个本体论范畴,又是一个物理现实。当消费者项目列出他们理想药柜的内容时,他们正在收集和编目某种医疗保健对象:小型、亲密的身体技术。在此过程中,他们还为这些技术赋予了一套特定的社会意义和期望。
我认为药柜的物理现实有助于在20世纪塑造和反映美国人对健康、卫生、身体和身体保养的观念。随着一系列新物品(属于药柜的工具)的出现,也出现了一种新的人,他们注定要成为这些工具的管家和使用者。将“药柜”视为本体论范畴迫使我们提出一系列新问题。为什么要创造它?谁使用它?谁从中受益?它掩盖了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开始拼凑世纪之交以患者为中心的医学史,其影响至今仍在回荡。
医药柜作为微型药店
药柜的文化叙事几乎完全是医疗消费主义的产物,这种消费主义也是更广泛的努力的一部分,旨在创造一种新型的美国公民,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家庭上(Leach 1994)。消费者计划关于家庭药柜的报告称药柜为“微型药店”。此外,这种消费主义冲动通常被认为是由技术和科学决定的。但将药柜视为不仅仅是另一组摆放家用物品的架子,而是更类似于(字面和象征意义上)医生的黑色包的东西,可能会更有用,也更细致入微。这是医生专业化和控制医疗实践的时期。但尽管没有得到承认,20 世纪(和 21 世纪)的美国患者也是科学医疗工作者,药柜是他们存放工具的地方。
在医学史的大多数文献中,学者们常关注的是专业人士——医生、外科医生、护士等——因为他们组成了社区,制定了教育和实践标准,并把守大门,不让其他人进入他们的领域。因此,关于患者的学术研究通常侧重于患者与专业人士的互动:他们是否顺从;他们的声音如何被听到或被压制;或者患者对自己身体的主观体验如何与医生的意见相矛盾。但患者也会在没有专业干预的情况下管理自己的医疗保健:他们自我诊断和自我治疗的时候,通常依靠家人、朋友和其他非专业支持网络。作为一种实用手段,我通过关注他们所使用的技术来论证这一点,采用广义的技术定义,包括温度计和血压计袖带等物品,也包括药品、热水瓶、绷带、牙刷。
药柜既是这些物品的存放地,也是它们运作的本体范畴,在构建这种劳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未经检验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药柜是社会技术网络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它经常被用来掩盖这种劳动,以支持消费主义的方法。药柜在物质上强化了患者被塑造为消费者的修辞和经济方式,将家庭医疗护理——以及执行医疗护理的人——牢牢地置于私人和商品化的范畴。但如果我们能跳出这种叙事,转而关注正在使用中的物品,我们就能看到患者工作的方式:他们如何创造关于自己身体的知识,弄清楚身体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身体应该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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